1978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确立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。那一年，张宏伟做了城里人鄙夷的“黑包工”，成为夹缝中求生的“叛逆者”。

    15年后的1993年，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。是年，张宏伟成为首批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23位民营企业家之一。参政议政权利的赋予，使得中国的商人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政治地位，也成为拥有一定政策参与权的“博弈者”。

    改革开放30年，本质上是一个政府调整与市场、与企业关系的过程，或者说政商关系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调整的过程。而1993年，无疑是一个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年份。

  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定，令改革开放从自上而下的政府管制放松，演变为自下而上的民间活力大爆发。令经济政策制定的话语权垄断，逐步让位于民间市场主体参与的多方博弈。

    张宏伟们，从地位卑微的“叛逆者”到开始掌握一定话语权的“博弈者”，是政商关系演变的历史进步。但是，即使博弈时代开启，旧体制形成的印记依然明显。

    同在1993年，一个叫做沈太福的私人老板因涉嫌非法集资被捕，一年后人头落地，罪名是“贪污、行贿”。时至今日，依然有识者认为沈太福罪实不符、罪不至死。沈太福的存在，不过是在中国合理不合法的民间金融现象的一个极端标本。只是，和已经登堂入室的张宏伟们相比，沈太福没有博弈的力量和机会。直到2004年，悲剧仍在上演。戴国芳，一个钢铁业名不见经传的小老板，因为一个宏大的产业梦想，撞上了宏观调控的枪口，再次成为博弈失败的历史标本。

    30年改革的成功，是“政府主导经济的成功”——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转折年代的企业家陈东升认为。但是展望后30年，它可能成为中国进一步成功的最大挑战，而迹象其实早已出现。

    近几年，“再国有化”成为学者们开始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汇，政商关系的正向演进随着政府、国企势力的强大，似有回潮的趋势。而曾经习惯于呐喊的张宏伟们，现在也改变了博弈的方式，认为桌面下的交流比公开的博弈于己更有利。

    “隐蔽的博弈”是对公开规则的一种伤害。而在开放的问题上，另一种公开但“扭曲的博弈”依然让人忧虑。有的企业家以民族大义、经济安全的名义，公开挑战契约的严肃性，挑战我们多年来孜孜以求建立的市场经济规则，居然也应者云集。

    允许博弈是一种历史进步，但是在一个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社会，“博弈是要有底线”的。否则，市场经济只会乱象丛生。这是学者李曙光所称的“混乱的市场经济”。

    从混乱的市场经济，到法治的市场经济，从隐蔽、扭曲的博弈到公开、规范的博弈，应是我们未来30年追求的目标。

《中国企业家》 杜亮